三、無顏吃農傢的飯|習仲勛|長葛調查
三、無顏吃農傢的飯|習仲勛|長葛調查
三、無顏吃農傢的飯
作為長葛縣委書記處書記，在當地，張繼增是配合習仲勛長葛調查的主要人物。記者提出想采訪這位80多歲的老人，熟悉他的劉水柱等老人勸記者不要驚動張老：他數度住院，怕他一激動出現什麼意外。
張繼增多次口述這段歷史，靳全州、李文秀、晁保欣等都做過很好的記錄整理。記者輾轉長葛，找到散居諸地的靳全州等諸位先生。一幕幕習仲勛長葛調查的影像，活生生地再現眼前——
1961年4月16日，習仲勛率工作組來到和尚橋公社杜村寺大隊。
張繼增向大隊黨支部書記張大力等介紹瞭中央工作組成員，說：今天到咱這兒，主要任務是調研群眾的口糧問題，還要親眼看看糧倉。
張大力一聽要看糧倉，嚇得話都說不囫圇瞭。
但是，搪塞不過去，他隻好強打精神，領著工作組前去查看。
庫裡，糧囤一個比一個高大。村裡，餓成浮腫病的百姓一個跟著一個。
糧囤裡真的裝滿瞭糧食嗎？習仲勛很是懷疑。
習仲勛讓張大力打開囤子看看，張大力顯得非常難為情。
於是，習仲勛就讓隨行的工作人員打開瞭糧囤。結果發現：糧囤裡，竹竿片兒撐瞭個拱，佈罩在拱上；佈上邊，攤著不足一寸厚的糧食。
習仲勛又氣又惱：你們杜村寺大隊把黨中央制定的多、快、好、省建設社會主義的‘多快好省’學精瞭、用妙瞭！一個糧囤，如果用土填滿，一個棒勞動力擔土也得兩天時間吧。嗨，這下子好瞭，半個小時，就能把假給造出來。
張大力滿腹委屈：“不瞞習副總理，1959年廬山會議後，這裡還是到處都搞‘衛星田’。上面瞎指揮，種麥每畝地下種幾十斤，甚至200斤。瞎指揮又遇上瞭1960年大旱，麥子產量呀，連種子都顧不住呀。可吹產量呀，一個比一個高。吹完瞭，聽完瞭，上邊還要裝模作樣地下來，檢查工作。沒辦法呀，隻好造假瞭。上邊壓下來的事，隻能照辦。不照辦，就得挨批鬥。”
面對習仲勛一行，杜村寺大隊學校教師孫守德出言謹慎：“這些還是不說吧。不知哪句話說錯瞭，就犯綱犯線瞭。自己挨批鬥不說，還禍及傢人呀。”
習仲勛說：你大膽說，一切由我負責。孫守德這才開口：您去看糧倉瞭沒有？1959年廬山會議“反右”後，到處都搞衛星田。您去看看我們這裡的3塊衛星田：一號衛星田，是公社主要領導的；二號衛星田，是縣裡主要領導的；三號衛星田，是地區主要領導的。他們隻以毛主席提出的農業“八字憲法”(土、肥、水、種、密、保、管、工)中的‘種、密’為依據，以每畝播10斤種能打800斤、播100斤種就能打8000斤為邏輯，強迫這兒的幹部種麥每畝下種100斤甚至200斤，然後按照這個邏輯公式，以每畝麥播種200斤產出15000斤作為成績來上報。結果呢？連種子都顧不住。可是，把產量吹出去瞭，上邊到下邊來檢查，怎麼辦？隻有造假糧囤一條路！
孫守德接著說：坡胡公社孟排大隊馬同義，發現深翻的土地上小麥和玉米增瞭點產，縣委書記就匯報到黨中央、毛主席那裡瞭，就受到表揚推廣瞭。可到瞭下邊，硬要強迫你用在種紅薯上，把地翻挖4尺多深，再一層肥一層土去填平。可紅薯不喜高肥地，隻顧長秧，就是不長莖塊。但是，領導們隻依據紅薯秧長勢好得很，就報喜瞭，說：一棵紅薯能吃半年。瞎指揮、強迫命令，勞民傷財，咋能不出現大饑荒呢。
習仲勛問：“你五叔跳井尋短見是怎麼回事？”
孫守德眼淚欲落，沉默不語。
雙方談得很晚，孫守德尷尬而內疚地說：“中央大幹部到農傢，該吃飯瞭，我竟管不起幾位一頓飯……”
習仲勛如鯁在喉：我們無顏吃農傢的飯。
四、長葛百姓皆兄弟
在習仲勛面前，百姓為什麼敢說掏心掏肺的話？除卻“一切後果責任由我負”、敢於為百姓擔當責任外，習仲勛處處都能與百姓打成一片，也是一個至關緊要的因素。
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——黨和國傢領導人，依照規定，習仲勛下鄉調查是必須保密的。習仲勛雖然衣著樸素，但他的口音與當地人還是很不一樣的。加之他身材高大，氣宇軒昂，還有當地幹部、保衛人員隨行左右，走村串戶調研時，不免為百姓所註目。習仲勛一行的做派，甚至讓百姓疑竇叢生：“咋不像過去的參觀團呢？一來都得去歡迎，不去就非推著你去歡迎！”
習仲勛告訴隨行人員，無論走到哪兒，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瞭。就說是國務院副總理到長葛來調查。這說明中央政府對長葛人民很關心。幫助長葛工作，有何不好？
他還要求工作組人員：“下去搞調查研究，要真的能夠放下架子。隻有幾裡的路程，不要坐汽車，也不要騎自行車，步行去最好。”他還提醒兩位國務院副秘書長：“不要讓保衛人員老是尾隨緊跟。機關放電影，要和同志們一起看。不要事事和群眾劃界隔離。不然，鬧得自己心情也不暢快。”
習仲勛要求隨行工作組人員放下架子，與群眾打成一片，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則，躬行自明，夙夜在公。
當年5月，在長葛縣委擴大會上，習仲勛教育幹部們要這樣去走群眾路線：“給農民講話，要深入淺出，要讓農民聽懂，不要打官腔。群眾要求急需解決的問題，你要真心實意地去辦。譬如，眼下群眾迫切需要幹紅薯葉下鍋，需要豆腐渣充饑，你就要想辦法辦到，群眾這才會把你當成自己人，當成知己，才會向你說出真心話。否則，群眾把你當成領導，當成當官的，那你就什麼也瞭解不到瞭。”
“習仲勛去宗寨、王莊、杜村寺、樊樓等村調研時，總是步行。在路上，他和偶遇的老農邊走邊聊。走累瞭，隨手撿塊石塊、磚頭，就坐在瞭路邊樹下。坐得很隨便，聊得很熱烈。”長葛調研期間，劉水柱由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，到代理黨支部書記再到黨支部書記，時常陪同習仲勛到各村瞭解情況，他說，“老百姓都拿這個大幹部不當幹部，有時還調侃他：‘老習，你這個‘習’跟毛主席的‘席’差多遠？’習仲勛笑笑，說：‘我隻是咱炕上鋪的席(習)，跟鋪天蓋地的毛主席的席是兩碼子事兒。”
劉水柱記得，一次開完會，習仲勛請參加座談的農村幹部和群眾一塊兒吃飯。他為老農蔡丙戌添飯，風趣地說：“老蔡，聽你這名字就知道你是屬狗的。你比我大兩歲，就是老大哥。咱們一傢人，不要客氣。這糊塗面條不算好，但是一定要吃飽肚子。”
時任宗寨大隊敬老院院長的李林海，是被習仲勛多次表揚的人。他和習仲勛一起論過年庚，小5歲。論罷年庚，習仲勛與李林海定瞭個“君子協定”：以後見面，隻能以兄弟相稱，不準再叫官銜。習仲勛一口一個“李老弟”，這可叫李林海犯難瞭：習副總理是從北京來的大官，如果不稱呼官銜，顯得咱有點兒不通人情世故。於是，憑著河南人特有的忠厚尚義與狡黠機警，他挖空心思想出個兩人之間專用、官民結合的稱呼——“副總理大哥”。
今年81周歲的馮景堯，時任和尚橋公社樊樓大隊青年隊隊長。憶往昔，他告訴大河報記者：“當時樊樓大隊三餐難繼，全村共49戶人傢，習仲勛走訪瞭46戶。農傢沒有凳子，他就隨地搬塊磚頭當凳子。每到被訪的人傢，他都是稱兄道弟稱嫂道妹。群眾高興地說：你看，人傢大總理都叫我哥瞭，弟瞭，嫂瞭，妹瞭。”
“兄妹”不隻是在嘴上。時任和尚橋公社王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王水木、村民馮國富，對當年習仲勛搭救馮國富一傢記憶猶新。
1961年夏季，13歲的馮國富一直高燒不退，因為傢裡沒有錢看病，隻有等死。
王水木將這事報告給習仲勛。在習仲勛指示下，馮國富連夜被送進瞭醫院。“我出院時，院長指著一竹籃子青黴素、鏈黴素空瓶說：你的命真大。看你病好瞭後還孬不孬。”馮國富回憶道，“要知道，那是一個缺醫少藥的年代。”
馮國富說：他傢在村裡最窮，工作組就住在瞭他傢裡，傢裡領瞭救濟糧款。為感謝習仲勛的救命之恩，他的名字“馮孬”改成瞭馮國富，兩個弟弟改名馮國印、馮國昌。
習仲勛與群眾攀庚續齒，稱兄道弟，群眾有什麼話，自然願意跟他說道說道。長葛調查，習仲勛聽到瞭真實的聲音，實實在在地掌握瞭第一手材料。
八七村黨委書記張喜安對記者說，習仲勛和村民聊天，時常說：“老鄉，和你一樣，我也是農民的兒子。”有時，他和群眾一道絞轆轤、推水車，參加抗旱、收麥、播秋等生產勞動。有一天，他看到推水車澆麥的福興嬸腿瘸著，不但推不動水車，反倒被水車杠子拖著在井臺上轉圈兒。習仲勛上前將福興嬸攙下井臺，讓她坐在樹蔭下休息一下。福興嬸無意中摟起瞭褲腿，習仲勛立馬發現她的雙腿浮腫得很厲害。於是，習仲勛就讓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。按下去，就是一個坑，幾分鐘都不能彈回復原。見此，習仲勛潸然淚下。
被餓得有氣無力的社員們白天幹活，晚上或勞動間隙，還得無休無止地開這個會開那個會。為讓群眾省點兒氣力，習仲勛在縣委擴大會上要求幹部們：“開群眾會，最多不得超過一個小時。開30分鐘的會，群眾還會多記住些東西。半天、一整夜的會，可能什麼都記不住。時間長瞭，都在打瞌睡睡覺。群眾是在勞動間隙來開會的，我們一定要愛惜群眾的精力、體力。幹部講話一定要事先有準備，不要講話不沾邊，占去過多時間。”
劉水柱還說：“當時沒糧食，很多人傢隻能找點兒紅薯渣、紅薯葉、紅薯稈、壞紅薯、玉米芯等，將其粉碎後弄成飯團充饑。就是買這些東西，有的社員還不得不出賣衣物。當時鹽也缺，飯團澀得咽不下去。為體會百姓之苦，習仲勛副總理和群眾一道啃這種飯團。那會兒，都能看到他眼中噙著淚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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