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無顏吃農傢的飯|習仲勛|長葛調查
三、無顏吃農傢的飯|習仲勛|長葛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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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無顏吃農傢的飯
作為長葛縣委書記處書記,在當地,張繼增是配合習仲勛長葛調查的主要人物。記者提出想采訪這位80多歲的老人,熟悉他的劉水柱等老人勸記者不要驚動張老:他數度住院,怕他一激動出現什麼意外。
張繼增多次口述這段歷史,靳全州、李文秀、晁保欣等都做過很好的記錄整理。記者輾轉長葛,找到散居諸地的靳全州等諸位先生。一幕幕習仲勛長葛調查的影像,活生生地再現眼前——
1961年4月16日,習仲勛率工作組來到和尚橋公社杜村寺大隊。
張繼增向大隊黨支部書記張大力等介紹瞭中央工作組成員,說:今天到咱這兒,主要任務是調研群眾的口糧問題,還要親眼看看糧倉。
張大力一聽要看糧倉,嚇得話都說不囫圇瞭。
但是,搪塞不過去,他隻好強打精神,領著工作組前去查看。
庫裡,糧囤一個比一個高大。村裡,餓成浮腫病的百姓一個跟著一個。
糧囤裡真的裝滿瞭糧食嗎?習仲勛很是懷疑。
習仲勛讓張大力打開囤子看看,張大力顯得非常難為情。
於是,習仲勛就讓隨行的工作人員打開瞭糧囤。結果發現:糧囤裡,竹竿片兒撐瞭個拱,佈罩在拱上;佈上邊,攤著不足一寸厚的糧食。
習仲勛又氣又惱:你們杜村寺大隊把黨中央制定的多、快、好、省建設社會主義的‘多快好省’學精瞭、用妙瞭!一個糧囤,如果用土填滿,一個棒勞動力擔土也得兩天時間吧。嗨,這下子好瞭,半個小時,就能把假給造出來。
張大力滿腹委屈:“不瞞習副總理,1959年廬山會議後,這裡還是到處都搞‘衛星田’。上面瞎指揮,種麥每畝地下種幾十斤,甚至200斤。瞎指揮又遇上瞭1960年大旱,麥子產量呀,連種子都顧不住呀。可吹產量呀,一個比一個高。吹完瞭,聽完瞭,上邊還要裝模作樣地下來,檢查工作。沒辦法呀,隻好造假瞭。上邊壓下來的事,隻能照辦。不照辦,就得挨批鬥。”
面對習仲勛一行,杜村寺大隊學校教師孫守德出言謹慎:“這些還是不說吧。不知哪句話說錯瞭,就犯綱犯線瞭。自己挨批鬥不說,還禍及傢人呀。”
習仲勛說:你大膽說,一切由我負責。孫守德這才開口:您去看糧倉瞭沒有?1959年廬山會議“反右”後,到處都搞衛星田。您去看看我們這裡的3塊衛星田:一號衛星田,是公社主要領導的;二號衛星田,是縣裡主要領導的;三號衛星田,是地區主要領導的。他們隻以毛主席提出的農業“八字憲法”(土、肥、水、種、密、保、管、工)中的‘種、密’為依據,以每畝播10斤種能打800斤、播100斤種就能打8000斤為邏輯,強迫這兒的幹部種麥每畝下種100斤甚至200斤,然後按照這個邏輯公式,以每畝麥播種200斤產出15000斤作為成績來上報。結果呢?連種子都顧不住。可是,把產量吹出去瞭,上邊到下邊來檢查,怎麼辦?隻有造假糧囤一條路!
孫守德接著說:坡胡公社孟排大隊馬同義,發現深翻的土地上小麥和玉米增瞭點產,縣委書記就匯報到黨中央、毛主席那裡瞭,就受到表揚推廣瞭。可到瞭下邊,硬要強迫你用在種紅薯上,把地翻挖4尺多深,再一層肥一層土去填平。可紅薯不喜高肥地,隻顧長秧,就是不長莖塊。但是,領導們隻依據紅薯秧長勢好得很,就報喜瞭,說:一棵紅薯能吃半年。瞎指揮、強迫命令,勞民傷財,咋能不出現大饑荒呢。
習仲勛問:“你五叔跳井尋短見是怎麼回事?”
孫守德眼淚欲落,沉默不語。
雙方談得很晚,孫守德尷尬而內疚地說:“中央大幹部到農傢,該吃飯瞭,我竟管不起幾位一頓飯……”
習仲勛如鯁在喉:我們無顏吃農傢的飯。
四、長葛百姓皆兄弟
在習仲勛面前,百姓為什麼敢說掏心掏肺的話?除卻“一切後果責任由我負”、敢於為百姓擔當責任外,習仲勛處處都能與百姓打成一片,也是一個至關緊要的因素。
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——黨和國傢領導人,依照規定,習仲勛下鄉調查是必須保密的。習仲勛雖然衣著樸素,但他的口音與當地人還是很不一樣的。加之他身材高大,氣宇軒昂,還有當地幹部、保衛人員隨行左右,走村串戶調研時,不免為百姓所註目。習仲勛一行的做派,甚至讓百姓疑竇叢生:“咋不像過去的參觀團呢?一來都得去歡迎,不去就非推著你去歡迎!”
習仲勛告訴隨行人員,無論走到哪兒,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瞭。就說是國務院副總理到長葛來調查。這說明中央政府對長葛人民很關心。幫助長葛工作,有何不好?
他還要求工作組人員:“下去搞調查研究,要真的能夠放下架子。隻有幾裡的路程,不要坐汽車,也不要騎自行車,步行去最好。”他還提醒兩位國務院副秘書長:“不要讓保衛人員老是尾隨緊跟。機關放電影,要和同志們一起看。不要事事和群眾劃界隔離。不然,鬧得自己心情也不暢快。”
習仲勛要求隨行工作組人員放下架子,與群眾打成一片,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則,躬行自明,夙夜在公。
當年5月,在長葛縣委擴大會上,習仲勛教育幹部們要這樣去走群眾路線:“給農民講話,要深入淺出,要讓農民聽懂,不要打官腔。群眾要求急需解決的問題,你要真心實意地去辦。譬如,眼下群眾迫切需要幹紅薯葉下鍋,需要豆腐渣充饑,你就要想辦法辦到,群眾這才會把你當成自己人,當成知己,才會向你說出真心話。否則,群眾把你當成領導,當成當官的,那你就什麼也瞭解不到瞭。”
“習仲勛去宗寨、王莊、杜村寺、樊樓等村調研時,總是步行。在路上,他和偶遇的老農邊走邊聊。走累瞭,隨手撿塊石塊、磚頭,就坐在瞭路邊樹下。坐得很隨便,聊得很熱烈。”長葛調研期間,劉水柱由宗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,到代理黨支部書記再到黨支部書記,時常陪同習仲勛到各村瞭解情況,他說,“老百姓都拿這個大幹部不當幹部,有時還調侃他:‘老習,你這個‘習’跟毛主席的‘席’差多遠?’習仲勛笑笑,說:‘我隻是咱炕上鋪的席(習),跟鋪天蓋地的毛主席的席是兩碼子事兒。”
劉水柱記得,一次開完會,習仲勛請參加座談的農村幹部和群眾一塊兒吃飯。他為老農蔡丙戌添飯,風趣地說:“老蔡,聽你這名字就知道你是屬狗的。你比我大兩歲,就是老大哥。咱們一傢人,不要客氣。這糊塗面條不算好,但是一定要吃飽肚子。”
時任宗寨大隊敬老院院長的李林海,是被習仲勛多次表揚的人。他和習仲勛一起論過年庚,小5歲。論罷年庚,習仲勛與李林海定瞭個“君子協定”:以後見面,隻能以兄弟相稱,不準再叫官銜。習仲勛一口一個“李老弟”,這可叫李林海犯難瞭:習副總理是從北京來的大官,如果不稱呼官銜,顯得咱有點兒不通人情世故。於是,憑著河南人特有的忠厚尚義與狡黠機警,他挖空心思想出個兩人之間專用、官民結合的稱呼——“副總理大哥”。
今年81周歲的馮景堯,時任和尚橋公社樊樓大隊青年隊隊長。憶往昔,他告訴大河報記者:“當時樊樓大隊三餐難繼,全村共49戶人傢,習仲勛走訪瞭46戶。農傢沒有凳子,他就隨地搬塊磚頭當凳子。每到被訪的人傢,他都是稱兄道弟稱嫂道妹。群眾高興地說:你看,人傢大總理都叫我哥瞭,弟瞭,嫂瞭,妹瞭。”
“兄妹”不隻是在嘴上。時任和尚橋公社王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王水木、村民馮國富,對當年習仲勛搭救馮國富一傢記憶猶新。
1961年夏季,13歲的馮國富一直高燒不退,因為傢裡沒有錢看病,隻有等死。
王水木將這事報告給習仲勛。在習仲勛指示下,馮國富連夜被送進瞭醫院。“我出院時,院長指著一竹籃子青黴素、鏈黴素空瓶說:你的命真大。看你病好瞭後還孬不孬。”馮國富回憶道,“要知道,那是一個缺醫少藥的年代。”
馮國富說:他傢在村裡最窮,工作組就住在瞭他傢裡,傢裡領瞭救濟糧款。為感謝習仲勛的救命之恩,他的名字“馮孬”改成瞭馮國富,兩個弟弟改名馮國印、馮國昌。
習仲勛與群眾攀庚續齒,稱兄道弟,群眾有什麼話,自然願意跟他說道說道。長葛調查,習仲勛聽到瞭真實的聲音,實實在在地掌握瞭第一手材料。
八七村黨委書記張喜安對記者說,習仲勛和村民聊天,時常說:“老鄉,和你一樣,我也是農民的兒子。”有時,他和群眾一道絞轆轤、推水車,參加抗旱、收麥、播秋等生產勞動。有一天,他看到推水車澆麥的福興嬸腿瘸著,不但推不動水車,反倒被水車杠子拖著在井臺上轉圈兒。習仲勛上前將福興嬸攙下井臺,讓她坐在樹蔭下休息一下。福興嬸無意中摟起瞭褲腿,習仲勛立馬發現她的雙腿浮腫得很厲害。於是,習仲勛就讓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。按下去,就是一個坑,幾分鐘都不能彈回復原。見此,習仲勛潸然淚下。
被餓得有氣無力的社員們白天幹活,晚上或勞動間隙,還得無休無止地開這個會開那個會。為讓群眾省點兒氣力,習仲勛在縣委擴大會上要求幹部們:“開群眾會,最多不得超過一個小時。開30分鐘的會,群眾還會多記住些東西。半天、一整夜的會,可能什麼都記不住。時間長瞭,都在打瞌睡睡覺。群眾是在勞動間隙來開會的,我們一定要愛惜群眾的精力、體力。幹部講話一定要事先有準備,不要講話不沾邊,占去過多時間。”
劉水柱還說:“當時沒糧食,很多人傢隻能找點兒紅薯渣、紅薯葉、紅薯稈、壞紅薯、玉米芯等,將其粉碎後弄成飯團充饑。就是買這些東西,有的社員還不得不出賣衣物。當時鹽也缺,飯團澀得咽不下去。為體會百姓之苦,習仲勛副總理和群眾一道啃這種飯團。那會兒,都能看到他眼中噙著淚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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