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流轉率背後的擔憂：失地農民增加|農業|失地農民
高流轉率背後的擔憂：失地農民增加|農業|失地農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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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過去我們一直在建農業技術服務體系，但新技術推廣仍然比較難，為什麼？最主要的就是點多面廣，推廣難度大。”劉玉建認為，目前農業已經到瞭向市場化、現代化變革的關口。要想提高農業效益、促進農民增收，就必須告別傳統的經營方式，與現代市場接軌。這一過程中，首先要解決的問題，就是規模問題，一定的規模是實行現代經營的前提和基礎。
2012年，一場土地經營方式的變革，在界首迅速拉開帷幕。界首市相繼出臺《農村土地流轉獎補資金使用和評審辦法》等6份文件，建立瞭土地流轉的政策體系。其中，市財政每年拿出不少於300萬元，對設施農業、傢庭農場、流轉大戶、經營主體進行獎補。
有政府支持，劉大衛信心滿滿準備大幹一場，但一開始卻遇到不少難題。因為一些農民疑慮重重，不願意流轉土地。
任何改革轉變觀念都是首要前提。劉玉建發現，真正決定土地流轉與否的都是外出打工的人，但他們對政策並不瞭解。於是，界首市發出15萬封《致外出務工經商人員的一封信》，宣傳土地流轉政策和增收致富的典型，讓他們消除誤解、放心流轉。
由於土地流轉涉及千傢萬戶，需要一傢一戶細致做工作，因此，發揮基層幹部的積極性最關鍵。為此，界首市出臺獎勵政策，對土地流轉前6名先進鄉鎮，分別獎勵3萬至5萬元；對前30名先進村，每村獎勵1萬元。
“關鍵看村幹部願不願意幹事。流轉是比較麻煩的事，一傢一戶要協調溝通，外來人不熟悉，紐帶就是村幹部。”劉玉建說，針對不同情況，界首的基層幹部摸索出瞭租賃、轉包、入股、托管等靈活多樣的流轉模式。這成為驅動界首土地流轉快速推進的“加速器”。
為瞭使土地流轉規范有序，界首市建立瞭農村土地流轉信息網，設立市、鄉土地流轉服務中心19個，村居土地流轉工作站163個。統一制定土地流轉合同示范文本，規范合同簽訂和鑒證。同時，積極開展土地流轉糾紛調解仲裁，保護流轉雙方合法權益。2013年，界首市農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員會立案10件、仲裁10件。
在市、鎮、村強大政策體系的支持下，劉大衛很快流轉土地2000畝，註冊成立瞭當地首傢傢庭農場。他計劃用小麥玉米秸稈作飼料發展養殖業、用牲畜糞便作肥料發展種植業，通過采用先進技術來發展現代有機農業。
“土地流轉到我們手裡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低水平經營，要讓每一寸土地都能產生最大效益。”劉大衛告訴《決策》。
高流轉率背後的擔憂
盡管成瞭土地流轉比例安徽“第一市”，但這樣的帽子並沒有給當地帶來多少光環，反而是不少的挑戰。
增加農民收入，隻是土地流轉帶來的諸多效益之一。
“70.3%的流轉率是不是適中，究竟一個地區流轉率要達到多少？對這個問題我們也正在研究。”界首市市長李磊說。
外界有人擔心，在短期內迅速提高流轉率、追求土地規模，會不會大量增加“失地農民”，會不會給將來埋下隱患。
李磊認為，流轉率是由市情決定的。土地流轉在界首比別的地方更迫切，而且必須這樣做。因為界首市是安徽人口密度最大的縣級市，平原地區適宜規模化經營。且工商業發展較快，就業比較充分，本地務工人員占勞動力20%以上。
界首人有外出經商的傳統，常年外出務工經商人員占勞動力比例達40%以上，導致農民惜地心理不重，流轉願望較強。較高的農業機械化水平則為流轉提供瞭基礎，界首農機化綜合水平達86%，超過全省22個百分點。
在李磊看來，界首農民轉移不是土地流轉的結果，而是前提條件，他們是看準瞭機遇、順勢而為。
在界首市大黃鎮，冠林公司流轉2000多畝土地發展苗木基地。“我們流轉的土地，按每畝550公斤小麥隨行就市折算成現金，一年一付。農民一畝地一年就有1000多元租金收入。基地還常年雇傭四五百名農民，月薪在1000元到3000元之間，所以周邊的農民都願意把土地流轉給我們。”冠林公司負責人肖克路告訴《決策》。
土地流轉後的農民並沒有成為“失地農民”，收入反而有瞭較大增加。界首市副市長劉博說，該市50畝以上連片經營大戶經常雇傭人員近9000人，日工資30-50元，實現瞭規模經營有效益、流出土地能增收的雙贏目標。201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8384元，增長14.2%，在阜陽地區處於領先位置。
增加農民收入，隻是土地流轉帶來的諸多效益之一。“流轉土地的大戶，對於農業技術推廣積極性非常高。大戶們就指望提高產量，在付完農民的流轉費用後還有利潤。”劉博說，土地流轉後的規模經營，有利於先進技術的引進與使用，提高土地產出率。
現代農業“工業生產”
界首市土地流轉後的大規模設施農業，畝均投資都在萬元以上，2013年總投入多達6.1億元。巨大的投入讓界首的現代農業雛形初現，但高投入必然伴隨著高風險。
“附加值高的，投入大、風險也大，一但遇到市場行情變化，可能就要虧本。”人們擔憂，隨著流轉率提高，最擔心的是經營風險，會不會危及農業生產的穩定。
對於那些經營大戶來說，土地流轉隻是剛開始，接下來還要面對更多的困難。比如，融資體系不配套、農業保險不健全，加上難以預測的自然災害、市場變化，使得農業的風險越來越向大戶集中。
“不解決大戶的後顧之憂，土地流轉就可能會出現反復。”劉玉建說。針對土地流轉後規模經營風險大的問題，2013年10月，界首市在安徽率先出臺金融方案，通過財政補貼部分保費，提高農業保險金額，開展保單質押，財政給予適當貼息方式，化解規模經營風險。
界首市將小麥、玉米、大豆的保險金額分別由原來的270元、250元、170元提高到500元、400元和260元。對農戶補交的保費、承擔的設施農業保險、保證保險的保費，給予50%補貼；對大宗農作物、設施農業保單質押貸款和保證保險貸款，給予50%貼息。把流轉土地連片100畝以上種養大戶、傢庭農場、專業合作社、農業企業等，都納入財政貼息范圍，為他們提供擔保。
同時，財政按1:1的比例，配套設立農業信貸風險準備基金。界首市還出臺《金融機構支持三農考核方案》，把對大戶、合作社、龍頭企業的貸款餘額作為考核指標之一，動態調整對公存款，激勵金融機構擴大縣域貸款。
目前，界首市規模經營主體參加補充保險4.7萬畝，財政補貼保費24.2萬元，市農商行授信26戶750萬元，發放保單質押貸款520萬元。
與上一輩相比，劉大衛們的經營方式已經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。金融、保險等現代經濟方式，已經越來越多地進入農業領域，給現代農業帶來瞭活力和保障。
對於土地流轉，劉玉建更喜歡用“工業生產”的理念。他認為，農業生產也必須用工業意識來謀劃，“土地流轉僅僅隻是開始，發展現代農業，必須在此基礎上，推進思想觀念的轉變，生產和產出水平的提高，最終實現農業的市場化。”
如何投入是問題
已經有2000畝規模的劉大衛，對於實現他的夢想似乎已經萬事俱備。但年輕人特有的冒險精神，讓他想再擴大規模。當他把想法向界首市委常委、組織部部長王建說時，沒想到卻遭到瞭反對。
“不行。你最好先把這2000畝地種好再說。”王建說，對於這樣規勸的原因是，去年秋收他突然接到劉大衛電話，收下來的小麥無處晾曬，最後不得不動用“權力”，幫其聯系附近工業園區和當地糧站曬場才得以解決，“加上老天爺幫忙沒下雨，否則你看他現在還能笑得出來？”
“規模經營對基礎設施的要求更高，農業越發展，水利、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問題越來越突出。”劉大衛說，以用電為例，供電部門不願送電到地頭，灌溉隻能用柴油發電澆地，這一項成本就增加5倍以上。
過去多年，政府對農田基礎設施的投入欠賬過多，大部分的耕地條件較差，而進入土地流轉市場的土地多為偏僻地點。雖然近年來政府投入大量資金，實施農業綜合開發、土地整理、小農水項目等，但受各項目實施政策的限制，短期內難以改變落後狀況，與現代設施農業仍有很大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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